80年代初，我参加了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订下的一个项目——《文学原理》的写作工作。当时只觉得原有的文学概论一类书籍虽然已有几种，但由于它们写于“文革”之前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，把不少文艺理论问题简单化了，它们和文学的现实不相吻合。理论失去了自身的力量，重写一本新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势在必行。
但是随即感到，当前正处在一个转型期，随着改革开放之风的起动，不少旧有的观念将被废弃，而新的观念的形态尚未形成，要用几年时间写出一本不同于原有的文学原理的著作，真是谈何容易！一，新的著作应该吸收前人的成果，在此基础上起步，我们对自己的文学理论固然有所了解，但是在封闭的生活中过了几十年，我们了解当前外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趋势吗？不把握整个文艺理论的态势，我们能站到学术的前沿吗？二，我们这些参与写作的人，虽然都痛恨极左文艺思潮，但在其阴影下生活了几十年，就我自己来说，我做过深入的反思、清除了其影响了吗？三，写一本新的著作，对文艺问题，起码应有自己的见解，要用新的观念、思想，丰富、更新文艺理论。那么，我形成了自己的观念，具备这一条件了吗？
一想到这方方面面，我就感到十分惶恐。
所幸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，挽救了我们的民族，也挽救了我们的文化。在参与写作文学原理的开始，我就收集到美、苏、德、荷等国家的文学理论著作，在室里作了介绍。其中像美国人的著作，实际上是40年代末的东西，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直到70年代末才看到。随后我提出建议，广泛收集各国有价值的各类文艺理论著作，组织翻译出版，这就是后来《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》编辑出版的缘由。在后来几年里，外国文论、文艺思潮如潮水般地涌入我国，极大地冲击了我国的文艺思想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争鸣的大好形势。出现了“文学方法论年”，“文学观念年”，就文学方法、文学观念的改造与更新，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讨论。值得回忆的是，我那时不仅参与了这些活动，而且也组织、主持了这类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。
80年代的前5—6年，可以说胜过了过去的几十年。我和不少同行一样，如饥似渴地学习新东西、吸收新东西，几乎浏览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各种外国文艺思想与思潮的有关著作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意识到我们过去的文艺理论所以出现种种问题，主要在于离开了它自身的学理性的探索，被外加了许多非它自身的东西，如行政指示，临时需要，或以哲学、政治原理，代替文学的原理，或是配合临时任务，强行改造文学原理，从而破坏了文学原理自身的学理性。错误的指导思想曾经左右一切，它以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，所以颐指气使，指令什么都要为它服务。结果事物自身的学理探讨，自然就变成了对指示的探讨了。80年代初，文学所的一位领导不无感慨地说过，现在一本书出来，一般是管用2—3年，能管用5—6年，那算是很好的了。著作的短命，在于把指示的揣摩当成事物学理的探讨，这不就是原因么！这样的所谓学术探讨哪会有什么生命呢，哪会造就什么学术个性呢！我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不就是这样被浪掷掉的么？其实何止是我个人的呢，一代人的美好年华，不就是这样被耗费尽的么！几十年里，在人文科学领域，未能造就几个像世纪初那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个性来，这不就是原因么！这岂不让人感到悲哀么！意识到今是而昨非，我得在学术中寻找自我，虽然这一认识来得太晚了些，但也是一种长进吧！这就是我在写作《发展论》时的思想历程，也是在《发展论》中所做的一些探索，它也算是我生命的一种体验吧！同时在这个不断学习新事物、清理过去旧有影响的过程中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念，这是我在激荡不安、令人振奋的80年代里最大的收获了。当自己的文艺思想大体梳理清楚，初有眉目，我似乎发现在理论上找到了自我，好像获得了一种未曾有过的思想的自由。
《文学原理—发展论》的写作，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，但实际上在写作之前就反复思考、酝酿有6—7年之久。这期间我虽然出版了别的著作，发表了不少论文，但它们很多方面都是与《发展论》的写作相呼应的。我自知生性笨拙，所以平常只知劳作，未敢懈怠，婉辞了好些外出机会。1989年5月初书稿交出后的半年中，我内心总感到郁郁不乐，接着几乎被一场重病击倒。当我在病中看到了自己的新作，我不敢说十年磨一剑，但我感到它确是用我笨拙的生命写下来的。所幸命运之神宽容了我，让我活了下来，至今犹在工作，只是精力已不复如前。这犹如一辆向着不少目标行运的快速列车，突然被重重一击，虽未倾覆，但不得不蹒跚而行了，懊丧的心情可想而知！阅读与写作，对我来说，实在是一种爱好与愉快，一种精神的遨游，这是我生命的最佳存在方式。但是由于体力的原因和杂事缠身，往往不能做到充分如愿，有时不免为无奈的命运而感到若有所失！
《发展论》于1989年底出版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文字上误植较多，装订质量也十分低劣，有时我自己都羞于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，这真使我深以为憾。徐州徐放鸣教授在我养病时，曾细读拙著，帮我检错，每念及此，总是令我感动不己。
1990年冬，我和杜书瀛先生曾去上海、杭州两地，就《文学原理—作品论》、《文学原理—创作论》、《文学原理—发展论》征求前辈、同行意见（《作品论》由于寄出太晚，与会者未曾收到）。两地会上徐中玉、蒋孔阳、吴中杰、朱立元、叶易、张德林、黄世瑜、宋耀良、王元骧、金健人、徐岱等教授就《创作论》与《发展论》两书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，并给予了很多肯定性的鼓励，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。当时就听到一些老师说，一些大学已指定拙著为中文系研究生必读参考书，并还就书中提出的问题让研究生进行专题讨论。后来遇到北方、南方、西南、西北的一些大学的老师与研究生，也不断对我如此说。有的还对我说，从图书馆借到的此书，已很破烂，可书店又买不到，要我帮忙。看来《发展论》还有一些读者。当然我的书不好与时髦的小说相比，这里没有媚俗与撩拨人心的噱头，所以注定了读者是不会很多的。但有人在读，这对我来说，也算是一种慰藉了。1993年《文学原理—发展论》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—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，并获1993年国家图书奖提名。
如今文艺理论中新说蜂起，90年代学术界的理论探索较之80年代深入得多，真个是走向宏放与纵深了。但在回顾性的评论中，我觉得一些论者的起点并不很高，主要是缺少对理论现象的整体把握。表现在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进行评说时，不是充分理解它们不同的特征，多一些宽容，多留一点理论建树，而是突出他们自己或是他所喜欢的理论观点，自称这是最新成就；或是要按他们提倡的观点来写文艺学，以为这是理论的胜利了。于是其他的观念一个一个被撂倒，最多也只能算是简单的形态，好像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排坐次活动。这样，人文科学中的观念就被当作自然科学观念，一个顶替一个，而忽视了人文科学的积累性特征。看来，科学主义与80年代的浮躁学风，至今犹存！
本书初版至今已有9年，这中间，我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不断在进行检点，自我更新，但觉得本书的系列观点还可自成一说。这次重版，做了修订，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列为教材，并更名为《文学发展论》，是为记。
（本文系作者为《文学发展论》增订本写的跋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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